新天地東南角，興業路76號人流不息。一批又一批的中外游客，走進這個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之地。類似的場景同樣出現在成都北路上的中共“二大”會址紀念館。建黨90周年即將到來，這兩個革命遺址成了許多游客來上海觀光的必選。
或許很少有人知道，當年為了找到它們，很是費了一番周折。

尋訪“一大”會址一波三折
“作始也簡，將畢也巨”。1956年2月，董必武重訪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時，潑墨揮毫，留下了上述八個遒勁大字。殊不知，在此之前，為了勘察核實中共“一大”會址地點，上海市花費了一年時間，可謂一波三折。
1950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根據中央的指示，為來年迎接中共建黨30周年，必須找到當年召開中共“一大”的地方，并建立紀念館。上海市委宣傳部將這項任務交給上海市文化局社會文化事業管理處處長沈之瑜和宣傳部干部楊重光，并把周佛海的妻子楊淑慧放出來，請她協助尋找。
楊淑慧首先帶他們去的是環龍路老漁陽里2號（今南昌路銘德里2號）陳獨秀原來的住家。
老漁陽里2號雖不是要找的主要目標，但這里是《勞動界》周刊和《共產黨》月刊編輯部所在地，為共產黨成立后最早的中央機關，也是一個重要的革命遺址。
因為時間長久，楊淑慧對“一大”開會的具體地址已記不清了。楊重光提出，他看到的材料上記載，會議是在蒲柏路上的博文女校里開的。他則親自訪問蒲柏路老居民，在蒲柏路389號（今太倉路127號）找到了博文女校舊址。
尋訪工作進行到這，但中共“一大”會址的具體位置依舊是個謎。時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揚帆傳來好消息，他手下有一名工作人員，名叫周之友，其父周佛海在他的《往矣集》一書中，談到了出席中共“一大”的情形，說“在貝勒路李漢俊家，每晚開會。”
貝勒路自1943年起改名為黃陂南路。這樣，就確定了尋覓的大致范圍。
經過反復調查，沈之瑜和有關同志確認“一大”會址就在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
1951年10月上海市委通知：“一大”會址、老漁陽里2號及博文女校三處為紀念館。

“二大”部分會議地址依舊是謎
1921年7月，中共“一大”結束后，11月份，時任中共中央局書記的陳獨秀簽發了一個通告，特地提到下一次大會將在次年的7月舉行。吸取第一次代表大會的經驗，1922年7月16日到23日的“二大”決定分幾次召開全體會議，每次都變換地點。“二大”會址一度眾說紛紜。直到1954年2月23日上海革命歷史紀念館籌備處收到一封來信，爭議才塵埃落定。
來信者是正在湖南大學教書的李達。他在信中寫道，“二大”的第一次會議并不是有人所說在杭州西湖召開，而是在他的家中——今上海市南成都路輔德里。
會址確定后，1959年，輔德里625號正式掛上了文物保護單位的標牌。
但是，“二大”的其他幾次會議地址再也沒能找到。
上世紀90年代，上海進行延安路高架建設，大動遷牽涉到“二大”會址及其周邊成片的石庫門建筑。為了保護“二大”會址這塊紅色圣地，市政府特批對“二大”會址和它對面的平民女校舊址兩排房子予以保留，于是南北高架橋特地在這里拐了一個彎，周圍的石庫門房子變成了綠地，位于第二排的“二大”會址就此成了沿街樓房。2002年“二大”召開80周年之際，包括輔德里625號在內的兩排房屋建立了中共“二大”會址紀念館，2008年7月紀念館再次擴建修繕對外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