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一名男子不理會妻子的勸阻，執意躺在濕漉漉的馬路中央，以抗議北京市有關部門強拆其孩子就讀的打工子弟學校的行為。他向天空揮舞雙手，喊道：“我們也為北京做了貢獻啊，為什么孩子上個學就這么難？”離他不遠的地方，是剛被拆毀的“新希望小學”，一片狼藉。
　　這名男子是北京數百萬外來務工者當中的一員，他們的身份卑微而重要：建筑工人、菜販、保姆、清潔工、酒店服務員或拾荒者。這座龐大城市的正常運轉已經離不開他們。如何對待伴隨這些人而來的40多萬適齡流動兒童的教育問題，已成為人們觀察北京市教育部門是否“育人為本”的角度之一。“育人為本”是去年出臺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確定的一項工作方針，被認為是“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
　　但從今年6月中旬開始的北京關停24所打工子弟學校的行動，改變了許多人對于首都的美好印象，他們認為這種輕率的行為，不應該發生在中國的“首善之區”。北京上一次較大規模的打工子弟學校“關閉潮”，發生在2006年，此后，常有反映這類學校在北京生存艱難的文章見諸報端。
　　此次北京市關停的打工子弟學校主要集中在海淀、朝陽和大興3個區，影響學生1.4萬余人。盡管，這幾個區的教育部門對他們雷厲風行的行動給出了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那些學校都未經審批、不符合辦學標準；校舍為違法建筑，存在安全隱患等等，但這種解釋很難獲得人們的理解和認可。
　　教育學者楊東平在他的博客中表示：此事之所以會引起強烈的社會關注，首先是因為它損害了流動兒童的教育權益。在沒有將學生安置、分流，公辦學校明顯無力接受的情況下，將眾多打工子弟學校一拆了之，甚至采用斷水斷電、挖溝破路的粗暴辦法，政府依法行政的能力何在？保障流動兒童的教育機會的責任何在？
　　攝影記者抓拍到的家長和學生不安、無助的眼神，暴露了他們內心對何去何從的恐慌。事實表明：當一些校舍在工人的鐵錘和挖掘機下變為廢墟時，許多兒童就此失去了他們賴以接受義務教育的場所。進入公辦學校？對他們當中的一些學生而言，可望不可及。
　　有網友在微博上如此表達自己的不解和憤怒：“偌大的北京城，容得下60余家年耗水高達4000萬噸的高爾夫球場，卻容不下20多所打工子弟學校。同樣是所謂的‘五證不全’，打工學校被拆得一地瓦礫，嚴重違規的高爾夫球場卻可以毫發無損？”
　　8月16日下午，一位獲得了辦學許可證的打工子弟學校校長，不邀自來，出現在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舉辦的“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及財政研討會”上。這位名叫張歌真的中年男子還兼任北京朝陽區民工子弟學校協會會長，他透露了自己曾遭北京稅務部門打壓的辦學經歷，并告訴大家，有的打工子弟學校此次遭遇了被斷水、斷電、斷路的命運。 “我有一個心愿，就是希望政府不要做違法的事情。”他說。
　　會上，北京和上海多次成為學者們比較的對象。他們對黃浦江畔的那座特大型城市解決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的魄力和智慧，表達了欽佩之意。
　　會議的召集者、北師大教授袁連生評價上海“是全國在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政策方面與中央保持最一致的省級單位”。他在一份報告中對比研究了上海與北京的有關政策，認為在“公辦學校準入條件、增加公辦學校接納能力和對農民工子女學校的支持”等3個涉及教育財政核心問題的方面，北京與上海相比，還有很大差距。
　　據了解，“十一五”期間，上海要保障農民工同住子女全部享受免費義務教育。為此，該市在2008年確定了“三年行動計劃”：到2010年農民工子女小學階段70%納入公辦學校就讀、初中階段100%納入公辦學校就讀，剩余農民工子女全部納入政府出資改造和提供辦學成本補償的合格民辦學校就讀。
　　這3年，上海市共投入資金103.79億元，建設中小學和幼兒園363所。其中，義務教育學校144所，提供約15萬個義務教育學位，擴大了公辦學校的接納能力。而北京市的公辦小學卻從2005年的1387所減少到2010年的1136所，同期，小學生數未減反增，多了15.3萬人。袁連生說：“如果從學校數量看，公辦學校接納農民工子女的能力不但沒有增加，反而下降了。”
　　當北京的農民工抱怨讓子女進入公辦學校的門檻太高，很難準備齊全申請入學所需的“五證”(“五證”包括：北京暫住證、在北京實際居住證明、務工證明、戶籍所在鄉鎮政府出具的當地沒有監護條件的證明、全家戶口簿等)時，他們在上海的同行已經告別了這種苦惱。
　　那里的政策更加善解人意：凡能提供父母的農民身份證明、在滬居住證明或就業證明的農民工子女，均可申請在公辦學校就讀并免費接受義務教育。
　　上海也關閉了存在安全隱患、辦學條件不合格的100所農民工子女學校，但它沒有像北京那樣遭到輿論眾口一辭的譴責。
　　袁連生認為，上海投入巨資改造了打工子弟學校并將其納入民辦教育管理，政府出資委托其招收農民工子女。上海市共審批設立了162所這樣的小學，由政府向其購買約12萬個免費義務教育學位。對新審批的以招收農民工子女為主的民辦小學，該市財政還給予每所學校50萬元辦學設施改造經費，“不足部分由區縣予以補足”。
　　袁連生從可以獲得的資料中發現，北京市各級政府對打工子弟學校的財政投入主要包括這幾項：2007年對批準的63所學校每校提供20萬元的改善辦學條件經費；2008年對上述學校中持有相關證明材料的學生提供免學雜費補助；部分區縣嘗試委托農民工子女學校實施義務教育的財政投入。
　　“盡管我們無法獲得確切的數據，但可以肯定的是，與上海相比，北京對打工子弟學校的財政投入很少。”袁連生說。
　　京滬兩地不同的教育政策所導致的不同后果，在有關媒體負責的一項實證研究中得以凸顯。這家選擇了北京、上海兩地各10所民辦打工子弟學校的共1000名(京滬各500名)10歲左右年齡段的孩子作為調查樣本。到2010年，2009年調查樣本庫中的500名上海外來務工子弟，凡是繼續留在上海的，幾乎全部進入公立學校，或者由政府接管補貼的非營利性打工子弟學校。而這一年，北京的500名孩子原先就讀的10所民辦打工子弟學校中，有兩所被拆遷，其余的孩子，除了回老家的，只有少部分人轉入公立學校，大多數依然在民辦打工子弟學校就學。
　　好在事態的最新進展令人欣慰：在8月15日還對多所打工子弟校關停一事，表示“是各區縣的事情，不太了解情況”的北京市教委，在第二天已明確表示，將要求相關區縣全力做好所有孩子的就學方案，把保證每個孩子有學上作為工作底線，確保愿意在京上學的孩子一個都不能少。

　　　　　　　　　　　　　　　　　　　　　　　　　　 （本版稿件均據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