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5年，兩成多職工未漲工資，消費能力必然下降
未來五年，滿足百姓“腰包更鼓”的期盼，不僅需要調整政府、企業、居民三者之間的分配關系，建立企業職工工資合理增長機制；還需要深入推進財稅體制改革和政府管理體制改革，減輕居民個稅負擔，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工資是人們收入的主要來源。上半年，全國總工會曾進行過一項職工收入調查，結果顯示，有23.4%的職工5年未增加工資。居民收入增長比例過低，意味著百姓沒有分享到經濟發展成果，長此以往，居民消費能力必然下滑。
　　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陳靜認為，增加居民收入，漲工資是最現實的手段。
　　數據表明，政府、企業、居民是國民收入三大分配主體，改革開放初期，這三大主體所占比例是24∶20∶56，而目前的分配比例是33∶30∶37。國家和企業分得多，居民分得少，成為我國現有分配格局的最大特點。
　　不僅工資增幅慢，在居民中間，不同行業、群體的收入差距更加令人擔心。
　　有統計顯示，占全國職工人數不到8%的壟斷行業從業人員的工資和工資外收入總額，相當于當年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約55%；20個行業門類收入差距平均接近5倍，有的行業職工實際收入是其他行業的10倍。
　　增加工資、縮小差距成為推進收入分配改革的共識。今年以來，各地紛紛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大部分省市上升幅度都達到10%左右，有的甚至調高了25%；還有一些省市提出了“工資倍增計劃”，期待“十二五”期間達成“倍增”的目標。

　　物價上漲，生活成本提高，個稅負擔加重壓力
　　自1994年我國實行新稅制以來，個稅制度在調節收入分配、體現社會公平等方面發揮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1995年我國的基尼系數是0.389，到2008年上升為0.469。10多年來，征收個稅似乎未能有效遏制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
　　目前我國的個人所得稅制，是對納稅人的各項收入分類，分別征收、各個清繳。這樣，客觀上造成了收入來源單一的工薪階層繳稅較多，而收入來源多元化的高收入階層繳稅較少。同時，個稅對所有納稅人實行“一刀切”，沒有考慮納稅人的家庭負擔是否過重、家庭支出是否過大，也造成了事實上的不平等。
　　按現行個稅政策，2000元為起征點，超出部分在500—2000元的適用10%稅率，2000—5000元的適用15%稅率，5000—18000元適用20%稅率。
　　前些年，多數人月薪不過兩三千元，月薪七八千元就算高收入，普通人的個稅負擔不重；如今，隨著收入水平水漲船高，多數城市中等收入人群的月收入已在六七千元以上，由于普遍適用較高的稅率，繳納稅額大幅增加。近年CPI連漲，生活成本大大提高，偏重的個稅負擔加重了生活壓力。

　　盡快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補齊社保短板
　　67歲的退休職工王學杰住在東北鄉下，盡管心臟不好，但他從不輕易去醫院做檢查：“看病至少要去縣城，不僅太麻煩，花費也很大。5年前我曾因肺炎在市里住過院，可是2000多元醫療費至今沒報。”
　　他說，當地財政狀況不好，因為積攢的醫療費很多，縣里根本無力解決，他從不抱什么希望。
　　生活中，像老王這樣的群體不算少數。近年來，我國社會保障面在不斷擴大，但還是有一部分人游離在制度之外。在一些地區，保障標準偏低、負擔偏重，特別是教育、醫療等基本公共服務因對象不同，不能實現均等化服務，成為當前社保建設面臨的主要問題。
　　李紅在廣東深圳生活多年，但屬非戶籍居民，她告訴記者，“看病貴、上學難”是在城市生活成本高的原因，更是幸福指數降低的原因之一，“我去年看了三次病，花了將近1000元。由于非戶籍居民和戶籍居民在醫療費用報銷上差很多。我小病都是自己去藥店買藥。”至于子女上學，是難上加難，“凡稍有名氣的學校，哪怕是交納數量不低的贊助費，也很難擠進去。”
　　在農村，社保短板更明顯。如西部某縣，全縣衛生人員有1069名，按照該省2001年的人才配置標準，全縣至少要配置衛生人員2200名，缺口達上千名。有的鄉鎮連基本的設施都沒有，農民“看病難”怎能得到解決？
　　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十二五”期間要實現“城鄉居民收入普遍較快增加”。專家表示，“普漲”不僅意味著工資要漲，基本公共服務更要漲，盡快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均等化”涉及義務教育、醫療、住房、治安、社保、基礎設施、環境保護等方面。據發達國家經驗，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至少可使基尼系數壓低10個百分點。
　　比如，為解決當前低收入群體的社保難題，專家建議：有兩項工作亟須推進：一是完善基層社會保障機構，二是普及社會救助服務平臺。

　　縮小城鄉差距離不開穩定的支農政策
　　肉價漲了！入秋，生豬價格穩步回升，52歲的山東養豬大戶李保軍很高興，忙著擴建豬圈，準備抓住年前的消費高峰，把去年的損失補回來。
　　“十一五”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先后跨上4000元、5000元臺階，2009年達到5153元，年均實際增長8.3%，成為改革開放以來農民收入增長最快的時期之一。但不容忽視的是，當前城鄉收入差距仍在拉大，農民增收很難，最需要加快。
　　李保軍養豬多年，最大的感覺就是這些年肉價不穩，風險很大，“靠養豬掙錢到底有沒有指望？”
　　老李的兒子小李在鎮上塑料廠工作。3年前，月薪2000元，現在還是2000元。幾年下來，全家累計攢了四五萬元。在以往，也應該算是個大數目，可現今，各項花費水漲船高，這些錢已算不上什么：“比如，從今年開始，村里已經不劃宅基地了，兒子結婚，得到鎮上的農村新區買樓房。一套下來，沒有十幾萬元根本不夠！”
　　老李認為，增加農民收入，還得靠穩定的好政策。“前年生豬市場供不應求，肉價上漲，國家給養豬戶發了母豬補貼，鼓勵農戶養豬，這使我們很受鼓舞。”但總的來說，由于農產品價格總體偏低，各項補貼的增加還不能抵消成本上漲造成的影響，給農民增收帶來很大挑戰。
　　專家表示，近年農民工收入增幅趨緩是不爭的事實。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建立有利于促進就業的職業教育和培訓體系，提高農民的就業技能。
　　此外，還要通過城鄉一體化的要素市場建設，擴大農民財產性收入來源，只有這樣，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才能得到緩解和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