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煙草控制框架公約》的要求，中國內地室內公共場所2011年1月將全面禁煙。而山東省各市早在15年前就陸續出臺了不少“禁煙令”，然而記者在濟南采訪發現，許多室內公共場所依舊煙霧繚繞。（5月14日 中廣網）

.在展開論述之前，先做一道非常簡單的算術題。世界各國法律從起草到頒布的平均間隔時間通常為5到10年，然而，世界衛生組織《煙草控制框架公約》要求我國內地室內公共場所2011年1月全面禁煙，也就是說，就算我們從今天開始起草法案，公共場所禁煙法從起草到通過也僅剩下半年的時間。
當然，就像衡量結婚可能性的標尺不是戀愛時間的長短一樣，并不是每一部法律的出臺都要經歷數年甚至數十年的醞釀，作為一部在國際上比較成熟的法律，禁煙法的條文已經程式化，只要我們決心出臺這樣一部法律，大可以實行“拿來主義”，直接把國外的相關法律本土化。
可是，“拿來”不一定就能夠“主義”。近十多年來，國內的許多省市都曾出臺過“禁煙令”，后來的結果怎樣？所謂的“禁煙令”均無一例外地夭折了。我們因此懂得了這樣一個事實，“禁煙令”和“禁煙行”并不是一回事，有的令行得通，有的令卻難以行得通。
有人說地方版“禁煙令”行不通是因為地方法規的層次太低，如果把“禁煙令”上升到國家立法的層面效果就不一樣了。我也不否定這樣的觀點，問題是，我國早在2005年就簽署了《煙草控制框架公約》。也就是說，2011年1月全面禁煙是5年前就已經定下來的事情，為什么5年過去了，國家層面的立法還沒有動靜？我想原因不在于我們有沒有簽署《煙草控制框架公約》本身，而在于我們愿不愿意這樣做。或者說，不理性的阻力在有的時候是可能阻擋理性的，我們都知道禁煙的好處，可有的人就是一門心思地琢磨禁煙的壞處，而后者偏偏就擁有更大的發言權。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不止一次地說過，英國的煙葉可以拿來換法國的葡萄酒，煙葉的力量無窮無盡，可以換取我們需要的絕大多數東西。比如分布在國內各省市的煙廠，如果某一天公共場所禁了煙，我們雖然可以免受“二手煙”熏陶，但煙廠恐怕就要坐不住了，并不是他們見不得別人好，而是別人笑，他們只能哭。
更重要的是，煙民們抽的不是煙，而是GDP和財政收入。因此，禁煙令下就算公共場所禁煙法以光的速度出臺了，其執行效果如何還值得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