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海峽兩岸的同胞都舉行盛大的紀念活動。國內各大報刊和出版機構也在積極準備各種紀念文章和圖書，緬懷為辛亥革命做出卓越貢獻的革命先輩，對辛亥革命推動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意義進行重新審視和評價。這種尊重歷史，對革命先輩保持真誠敬仰的態度，讓我們倍感欣慰。因而，在這個時候，在我的腦海里，又情不自禁地浮現出我父親賀龍元帥在辛亥革命中沖鋒陷陣的身影。
　　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場偉大革命，這場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結束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打擊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勢力，為中國的進步和緊接著到來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打開了閘門。換句話說，中國從此再沒有君臨天下的皇帝了，封建社會開始土崩瓦解，這可是一件非同尋常的大事。它就像黑暗中的雷鳴和閃電，以激蕩人心的震撼和光芒，告訴世人，東方那頭沉睡的獅子終于醒來了。
　　我父親賀龍，正是迎著辛亥革命的雷鳴閃電，從故鄉湖南桑植的洪家關，一步步走進拯救中國勞苦大眾的狂風暴雨之中。
　　桑植縣地處湖南西部，被重重大山環繞和阻隔，是個苗漢雜居的地方。由于偏居一隅，世道險惡，當地百姓受封建制度和官吏惡霸的欺壓和盤剝尤為厲害，到處一片漆黑。但苗漢雜居之地鄉俗純樸，民風剽悍，人們的性格寧折不彎，當他們走投無路忍無可忍之時，便會像火山那樣沖天噴發，哪怕面對槍林彈雨，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辭。因此歷朝歷代都有人嘯聚山林，殺富濟貧，自立為王。我家祖上就曾出過這樣的綠林好漢，公然打起反清大旗，刀架在脖子上也不低頭。雖然最后被叛徒出賣，遭到殘酷殺害，卻讓嫉惡如仇的火焰永遠流淌在子子孫孫的血脈里。
　　在這樣的環境和家族中出生，父親自幼習武，性情剛烈，不甘被命運擺弄。我爺爺賀士道是個裁縫，農忙在家種田，農閑出門幫人縫衣服，得些錢勉強度日，生活過得貧寒，但卻不失家族的清白和威嚴；他對父親言傳身教，悉心呵護，希望他做個有志之士，不欺負別人，也不被別人欺負。在爺爺的影響下，面對這個慘淡的世界，父親從小便愛憎分明，膽識過人，向往山外的世界，發誓要救窮人于水火。后來到延安寫出《西行漫記》的美國著名記者斯諾，還未見到我父親，就為父親在紅軍中廣為流傳的業績著迷，他在《西行漫記》里專門寫了我父親一節，特別提到我父親在少年時代的一件往事：那還是在清朝時期，桑植的一個武官聽到我爺爺多次提起我父親勇敢無畏，從不懼怕惡勢力，斷定我爺爺是在吹噓自己的兒子。一天，那個武官請我爺爺吃飯，鄭重交待要把我年幼的父親帶上。席間，有個客人想試探父親到底是否與眾不同，趁人不備，在桌子下突然開了一槍，客廳里一時雞飛狗跳，許多人嚇得面無人色，但我父親賀龍卻“面不改色，連眼睛都沒有眨一下!”
　　到了十三歲，我父親膀大腰圓，身強力壯，已長成一個血氣方剛的熱血青年。為減輕家里的負擔，他腳蹬草鞋，身系一把山里人常用的柴刀，甘愿去做騾子客，跟隨姐夫谷績廷去趕馬。那時的鹽被官府控制，各地設有鹽局，都由背槍的稅警把持。在故鄉桑植那樣的偏鄉僻壤，鹽就像金子那般珍貴，決不允許私自販運，老百姓吃不吃鹽都得交鹽稅，而且稅賦重得無法承受。所謂趕馬，就是為官府用馬幫把鹽從外地馱回來，這是一種既辛苦又危險的營生。因為走出縣界省界去馱鹽，不僅要翻山越嶺，風餐露宿，還常常會遇上土匪和強盜攔路搶劫。當年湘西的土匪多如牛毛，讓人聞風喪膽，有人馬沒有趕回來，命卻丟在了半路上。父親之所以系一把柴刀，一是山路崎嶇，必須沿途砍開芭茅和荊棘，讓馬幫通過；二是強人劫道時用于防身。父親系的這種柴刀，重達兩三斤，刀刃過尺，握在手里寒光閃閃，具有很大的威懾力。因而當騾子客光有力氣是不夠的，還必須無所畏懼，勇猛頑強，敢于挺身而出，以命相搏，不惜把血灑在山野荒郊。
　　父親隨姐夫谷績廷的馬幫走南闖北，踏遍了湘、鄂、川、黔邊地，見過各種大小場面，那種歷練是當今的人無法想象的。最讓我父親向往的，是一當上騾子客，就靠近了行俠仗義的民間組織哥老會，有了為受欺壓的百姓出頭的機會。因為谷績廷是哥老會的“龍頭大爺”，叱咤風云，跟上他就有了主心骨。幾年的趕馬生涯，讓父親既看到了清政府官場的腐敗和黑暗，百姓的疾苦，又結交了許多江湖豪杰，對不公的世道恨之入骨。父親生前曾對我說，當時的清政府腐敗透頂，對內殘酷鎮壓，對外屈辱求和；人民苦難深重，啼饑號寒，真正到了活不下去的程度。封建帝制被推翻，雖然也讓父親興奮了一陣，但滿清變民國，很快就露出了換湯不換藥的痼疾。那些朝廷命官剪掉辮子，搖身一變，照樣如狼似虎，欺負窮人；百姓只能逆來順受，繼續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在極度苦惱中，父親認識到，要在這樣的亂世站穩腳跟，主持正義，僅憑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不能逞匹夫之勇，必須找到新的領路人。但兩眼茫茫，誰又能為他領路呢?
　　一九一四年七月，孫中山吸取辛亥革命遭受挫折的教訓，東渡日本，把同盟會改為中華革命黨，決定進行“二次革命”，討伐竊取革命果實的袁世凱。作為對中山先生的呼應，當時旅居日本的湖南桃源老人覃振在東京成立了“湘西同鄉會”，聯絡在日的湘西同鄉為故土奔走。正是在這個時候，桑植留日學生、中華革命黨人陳圖南奉孫中山之命，回到湘西發展組織。十八歲的父親經陳圖南引薦，自告奮勇加入了中華革命黨。自此，他追隨孫中山，義無反顧地投入了反袁斗爭。
　　一九一六年二月，蔡鍔在云南發動護國戰爭，率部進入四川與反動軍閥展開兩軍對決。同年同月，我父親在桑植登高一呼，率領洪家關的十幾名青年農民端了芭茅溪鹽局，宣布舉行武裝起義，赫然樹起了討袁護國大旗。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賀龍兩把菜刀鬧革命”。當時的情況是，芭茅溪鹽局欺壓百姓，派全副武裝的稅警以刀槍相逼，向當地老百姓催交鹽稅，害得他們走投無路，連家都不敢回了，紛紛跑去向我父親求救。父親義憤填膺，當即抽出身后插著的那把柴刀，帶領十三個農民殺向鹽局。路過家里時，父親看見奶奶和姑姑正在木墩上用柴刀剁豬草，又從奶奶手里接過一把柴刀，然后，就用這兩把柴刀把芭茅溪鹽局砍得天翻地覆，生擒了稅警李佩卿，當場繳獲了十二支毛瑟槍。正是憑著這些武器，我父親從此在桑植拉起了一支隊伍。當年三月，父親在故鄉洪家關宣布召開“桑植討袁民軍成立大會”，被一致推舉為桑植討袁民軍總指揮，公開向反動當局宣戰。沒幾天，這支隊伍便攻占了桑植縣城，殺了城內的頭號惡霸朱海珊。
　　說到這一壯舉，父親曾經對我講，蔡鍔起義那年，他剛好二十歲，渾身的血已沸騰，正想干點大事。這時湘西的農民都起來了，反對地方軍閥統治。他和陳圖南、谷績廷領導桑植農民起義，先后提了芭茅溪鹽局和分水嶺團防沈典三的槍，在縣城殺了大劣紳朱海珊。父親在孩子們面前那么和藹的一個人，說到當年怒向刀叢，揭竿而起，兩眼閃閃發光，仿佛眼前依然閃爍著刀光劍影。我特別注意到他說“先后提了鹽局和沈典三的槍”那句話時，用的那個“提”字在我們桑植老家的語言習慣中，“提”字有居高臨下、輕松自如和手到擒來的意思，過去官府捉人就不叫“捉”，而叫“提”；如果哪個農民是田里的好把式，樣樣精通和能干，就被眾人稱贊為“肩能扛，手能提”。父親說他領導起義農民“提”了鹽局和沈典三的槍，而不說奪了他們的槍，繳了他們的槍，那是何等的豪邁和淡定，就好像說那些槍本來就是他的，他殺了芭茅溪鹽局的稅警和沈典三，只當砍瓜切菜，稍帶把他們的槍要了回來。我聽了樂得哈哈大笑，問他：黨史上明明說你是用兩把菜刀鬧革命，怎么成了用兩把柴刀鬧革命?父親聽了也笑起來，說，這話是毛主席在井岡山說的啊，當時毛主席領導的秋收起義失敗了，帶領剩下的部隊匆忙退向湘贛邊界。部隊當時士氣不高，覺得自己太弱小了。經過著名的三灣改編后，毛主席站在村前的一棵大樹下，用父親做例子，對改編后的部隊講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理。毛主席說：賀龍用兩把菜刀起家，現在當了軍長。我們現在不止兩把菜刀，還怕干不起來嗎?因為我父親和毛主席同是湖南人，口音很重，“柴刀”和“菜刀”同韻不同音，聽起來很難分辨，所以把柴刀聽成菜刀是很自然的事情。父親解釋說，菜刀是用來切菜的，刀把那么短，怎么能砍得死人，何況是拿去對付鹽局里的那些拿槍的稅警?還是柴刀管用，—刀砍下去誰也擋不住。但既然大家記得毛主席說的是菜刀，那就是菜刀吧。說完，父親憨厚地笑了起來。
　　我父親砍了芭茅溪鹽局后，清醒地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在此后的幾年里，他不遺余力地搞武裝，拉隊伍，跟隨他的人越來越多。隊伍由小到大，由弱到強。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凱在一片聲討中一命嗚呼，北洋軍閥分裂成各個派系，南方各省響應孫中山的各路將領忙于爭奪地盤，相互兼并。父親卻抱著至死追隨孫中山革命到底的決心，不為金錢名利所誘惑，帶著他那支日益強壯的隊伍，毅然決然地進行討袁護國護法之戰和稍后的北伐戰爭。直到升任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第二十軍軍長。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周逸群等共產黨人的影響下，他以第二方面軍總指揮的名義，率領第二十軍參加了南昌起義，打響了中國共產黨武裝革命的第一槍，就這樣走向了革命的坦途。
　　父親生前非常客觀地肯定了辛亥革命的意義，還有這場革命對自己的激勵和鍛造。他說，辛亥革命是南昌起義的前奏和序曲，南昌起義是辛亥革命的繼續；沒有辛亥革命，很難說會有南昌起義。他還說，在南昌起義的當年紀念十月十日雙十節時，雖然起義軍正轉入潮汕苦戰。但中國共產黨仍然發布了《告民眾書》，指出了辛亥革命的失敗原因是國民黨沒有了群眾基礎，因而最后被軍閥所利用。聽了父親的話后，我到處找當年中國共產黨發布的《告民眾書》，但一直沒有找到。直到前不久，我才在一九二七年十月出版的《前鋒周刊》第五期上見到該文。《告民眾書》的第一句話即問：“辛亥革命的勝利哪里去了?”繼而問：“辛亥革命后十七年的中國現狀怎樣?”接著指出，當“工農群眾一直奮起斗爭”時，“國民黨的領袖們卻不要民眾的勝利，他們寧可當豪紳資產階級的走狗”。《告民眾書》明確告訴民眾：“南昌起義的葉挺和賀龍部隊已經打進了汕頭”，“工農貧農兵士”應積極起義，“變軍閥戰爭為民眾反軍閥戰爭，完成辛亥革命所開始的革命”。看了這篇文章，我才真正理解了父親說的南昌起義是辛亥革命的繼續這番話的真諦。
　　而今，辛亥革命已經過去一百年了。可以告慰我父親這一代革命先驅的是，在這一百年中，我們的國家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一個他們當年在苦苦求索和奮戰中憧憬的嶄新世界，已經出現在我們面前。當今的中國，不僅再也見不到—百年前的軍閥混戰，哀鴻遍野，滿目瘡痍，而且以從來沒有過的政治清明、經濟繁榮、人民安居樂業，讓世界震驚并刮目相看。略感遺憾的是，日月流轉，光陰似水，當我今天回顧我父親在近百年前追隨辛亥革命的偉大功業時，他當年在斗爭中用過的實物卻蕩然無存，唯一剩下的就是芭茅溪鹽局的舊址了。記得那是一九七五年，我踏著父親的腳印，尋蹤覓跡，曾千里迢迢回到故鄉桑植去尋找芭茅溪，看到的卻是一片悲涼的景象。芭茅溪是個小集鎮，離桑植縣城一百五十華里，與湖北的鶴峰毗鄰相接；集鎮兩邊懸崖壁立，林蔭蔽日。由于父親在“文革”中慘遭迫害，他參加辛亥革命那段曲折經歷受到百般誣蔑，當我啟程去芭茅溪考察時，為他恢復名譽的努力還未得以實現，因而與他相關的一切依然被人冷落。父親當年用兩把柴刀劈砍芭茅溪鹽局的舊址，不僅被抹去了它早已散發出來的革命光芒，反而成了父親的“罪證”之一。這多么令人心酸!
　　我腳步沉重地向鹽局舊址走去，但見當年的那幾間房子搖搖欲墜，幾近倒塌；鋪在屋頂上被雨水淋得發黑的瓦片中，冒出一叢叢青草；很長時間無人走過的地面，泛出一片片毛絨絨的淡綠色苔蘚。唯有山崖上和溪谷里仍然生長著密密麻麻的芭茅草。這些生命力旺盛、粗壯的葉子上長滿芒刺的芭茅草，幾十年了，就這樣滿山遍野瘋瘋地長，野野地長，仿佛要長到天上去，要深深地刺進人們的記憶中去。
　　望著破敗而凄涼的鹽局舊址，再望著大片大片在風中窸窸窣窣搖晃的芭茅草，我在想，父親從這里拉起的這支武裝，敢于以卵擊石，他先是率領他們投入討袁護國、護法和北伐戰爭，隊伍在暴風驟雨中一天天發展壯大，成為國民革命軍中的一支勁旅，然后又率領這支勁旅參加了南昌起義，把辛亥革命的接力火炬交到共產黨手里，讓共產黨從此有了自己的武裝。南昌起義失敗后，他又潛回故鄉，白手起家，重新拉隊伍，建武裝，短短十幾年時間，身后跟上來一個浩浩蕩蕩的紅二軍團，一九三五年帶著這支隊伍追隨中央紅軍，歷經二萬五千里長征，到達延安，后來在烽火連天的抗日戰場成為威震敵膽的八路軍120師；他自己也由一個湘西最平凡的騾子客，身經百戰，不屈不撓，在幾十年后成了共和國的開國元帥。當人們生活在和平的陽光下，是否都應該想一想，我們的路是怎么走過來的?從哪里走過來的?這樣，你就知道芭茅溪有多么重要，多么意義非凡了。是的，如果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革命是一條大河，那么芭茅溪就是它的源頭；如果說中國革命勝利是一片燎原大火，那么它最初的星星之火，就是從芭茅溪迸濺出來的。任何歷史都不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而一棵參天大樹，我們怎么能忘記它扎在泥土里的根呢?
　　不用說，那次我是帶著深重的失望離開故鄉的。臨行前，我不是以賀龍的女兒，而是以一個普通人的良知，對桑植縣的同志留下了幾句話。我說，歷史終歸是要還它的本來面目，你們應該把芭茅溪鹽局的房屋好好修整一下，把它作為革命遺址留存下去。我父親賀龍到底是個什么人，他砍過的芭茅溪鹽局，到底給這片土地帶來怎樣的聲譽，后人是會做出公正評價的。后來聽說縣里撥了款，重新修繕了這幾間房屋，并立了牌匾。這只能說他們做了一件應該做的事情。遺憾的是，自一九七五年后，我沒再去過芭茅溪，但芭茅溪三個字卻始終沉甸甸地墜在我的心頭。
　　當然，這都是陳年舊事了。最近故鄉來人說，張家界的有關領導曾到芭茅溪進行實地考察，市、縣有關部門已提出對芭茅溪鹽局舊址的整修方案。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到來之際，它將以本來的面貌出現在世人面前。聽到這個消息，我的眼里不禁涌出一串淚水。是啊，后人不忘前人之師，在喧囂的一切以商品衡量價值的今天，我們太需要知道我們這個國家是如何從一百年前走到今天的，也太需要革命先驅創立的那種愛國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從這個意義上說，辛亥革命對中國革命的勝利，功不可沒，天地可鑒，我們沒有理由忘記，也沒有權利忘記。(轉自《新華文摘》2011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