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封建社會前期

    第一節  隋以前的土家族
　　
    秦滅巴以后，巴人地區成為秦朝疆域的一個組成部分，其間大致可分兩段，秦至隋代的郡縣和唐宋的羈縻州郡的設置。
　　
    一、秦至隋時土家族的政治
　　
    秦統一六國后，在巴人住地設巴郡、南郡和黔中郡三個郡，把巴、楚和巫郡一部分地并入南郡和黔中郡，分而治之。西漢繼秦，將黔中郡更名為“武陵郡”。在武陵郡境內設遷陵縣（含今保靖、秀山等地），酉陽縣（含今永順、龍山、黔江、酉陽等地），零陽縣（含今龍山、永順、慈利等），充縣（含今桑植、大庸、來鳳、宣恩等地），沅陵縣（含今永順、瀘溪等地），佷山縣（含今長陽、五峰等地）；南郡設巫縣（含今巴東、建始、恩施等地）。東漢繼西漢之制，建置沒有變動，只是在溇中地區郡縣之下，設立過“里”、“亭”等基層機構。三國至隋，由于封建王朝長期處于分裂動蕩不安的狀態，因而對這個地區的控制時弱時強，變動較大。《晉書》記載，吳、晉各有建平郡，轄巫、建始、沙渠等縣；吳置宜都郡，下控假山、夷遭等縣；吳設天門郡，控制零陽、溇中、充等各縣。武陵郡的轄區雖較漢時縮小，但仍保存沅陵、遷陵，并從酉陽縣分設黔陽縣（今龍山）等地。蜀曾在今渝東設“巴東屬國”，后改設涪陵郡，下設丹興（今秀山、黔江）、漢葭（今彭水）等六縣。隋統一中國后，繼續加強對湘鄂渝黔邊的統治。隋初，將荊州在北周管轄的施州改置清江郡（今恩施等地），轄開夷（今咸豐、黔江）、建始、鹽水、巴山（今長陽）等縣；改天門郡部分地為澧州，轄石門、慈利等縣。開皇九年(589)，立辰州，直轄沅陵、大鄉（今永順等地）等五縣。北周把渝東南原黔陽地改為黔州，隋又更名為黔安郡。在這些郡縣所在地，由封建中央王朝直接派遣官吏控制，對于表示愿意歸順的首領，則委以官爵，治理其地，或薄徭輕役，重加厚賜，甚至互為婚姻，以示籠絡；一旦反抗，就派兵鎮壓。劉邦在楚漢戰爭中，利用巴人首領，征發大量巴人定三秦。以后，漢武帝在經營南越和西南夷中，都曾多次大量征調巴人，并采取措施，“以化巴俗”。東漢時，仍以巴人首領治理其地，繼續實行羈縻政策。
　　
    三國至隋時，各種勢力相繼激烈爭奪峽江和五溪地區，土家族中的首領成為他們互相籠絡的重要對象。有的首領依附于各方之間，或者時此時彼，以利自己的統治。吳、蜀爭奪荊、湘，當吳克南郡后，“蠻夷君長皆降，（陸）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利用其首領以拒蜀。劉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以金、錦、爵賞誘動諸夷”，又以“建平蠻”抗吳。西晉時，應詹在招來“天門蠻”、“五溪蠻”之后，采用“破銅券為盟”的辦法，以求安撫天門、五溪地區各族。南北朝時，從司馬睿起，繼續實行羈縻政策。東晉大興三年(320年)建平夷王向弘、向瓂表示歸順，東晉元帝封向弘為折沖將軍、平鄉侯。南朝劉宋時，“建平蠻”張醭之等50人、“宜都蠻”田生等113人歸劉裕，都得到重賞。到了南齊，在治理“蠻左”的奏折中，已把加封各族首領事說成“酋豪世襲，事炳前葉”。說明在土家族首領中早已盛行世襲制度。
　　
    湘鄂渝黔邊土家族內部的社會組織狀況，從稀少而不連貫的史料推斷，他們按照姓氏聚居或散居于相鄰的溪峒，從事生產或出征作戰。率領他們作戰的首領，在武陵地區的“零陽蠻”自稱為“精夫”。“精夫”與民眾間，還是靠同種或同族的種姓血緣作紐帶，來維持其族內部聯系。
　　
    土家族各部之間，在政治上沒有固定的聯系形式，往往各自為政，互不隸屬，以至在反封建中央王朝的控制及起義斗爭中，多被各個擊破，或以“善蠻”攻“叛蠻”而失敗。從魏、晉以迄南北朝末期，土家族各部之間的聯系日漸增強，他們往往互相聯合進行反抗封建王朝的斗爭。在峽區及其相鄰地帶的冉、向、田氏各部人口眾多，勢力強盛，其他姓氏各部大者萬家、小者千戶，他們聯合“黔陽蠻”（一作黔陽）田烏度、田都唐等抄斷江路；“信州蠻”冉令賢、伯犂、冉安西與向五子、向寶勝等曾共同抵抗北周軍，或屯據峽區，自稱王侯。
　　
    總之，從秦至隋，各封建王朝雖在土家族地區設置郡縣，委派官吏，但是控制比較松弛，時斷時續。加之戰爭較為頻繁，社會長期動蕩不定，土家族內部勢力消長變化較大，活動范圍時大時小，因此，尚處于不很穩定的狀態。
　　
    二、秦至隋時土家族的經濟
　　
    巴郡、南郡和黔中郡境內的土家族居住地區，屬于山區丘陵地帶，雨量充沛，河流縱橫，物產豐富，適宜農作物的生長。長期以來，土家族在這里披荊斬棘，辛勤開墾，在肥沃平坦之處種植水稻，在山區丘陵地帶種植雜糧，以漁獵山伐為業，使這些地區逐步得到開發。土家族早已開始種植水稻，《漢書·地理志》在描述楚境的生產情況時說：“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為業，果蓏贏蛤，食物常足。”南郡、武陵郡生產狀況與之相類似。巴郡境內的江州（今重慶境），在漢代“有稻田，出御米”。居住于今酉陽、秀山、黔江等縣的土家族也不會例外。但耕作方法十分原始，東漢人應劭親眼見到當時人們種植水稻的生產過程：“燒草下水稻種，草與稻并生，各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這種火耕水耨的生產，還處于粗放農耕階段，產量不高。山區丘陵地帶多種粟類、豆類等雜糧，三峽地區又產燕麥。“三峽兩岸土石不分之處，皆種燕麥。春夏之交，黃遍山谷，土民賴以充食”。此外，還靠漁獵山伐來補充食糧的不足。所以，史稱“飲食還給，不憂凍餓”。這種粗放的農業生產除糊口果腹外，并沒有剩余。《史記·貨殖列傳》記載：“西楚俗剽……地薄，寡于積聚”。《漢書·地理志》中也說：“故砦窳偷生而亡積聚……亦亡（無）千家之家。”到隋時，湘鄂渝黔邊地區還是人煙稀少，經濟不發達，這從當時的人口狀況可以看得出來。如沅陵郡，統沅陵、大鄉（今永順、保靖）、鹽泉、龍檦、辰溪五縣，只有戶四千一百四十；清江郡統鹽水、巴山（今長陽、五峰）、清江（今恩施、利川）、開夷（今咸豐、來鳳）、建始五縣，只有戶二千六百五十。這說明當地農業長期停滯在較為原始的粗放階段，生產力低，人口也沒有多大發展。
　　
    巴人除從事農業生產外，還善于紡織“賚布”。許慎在《說文解字》中稱：“幏，南郡蠻賨夷布也。”“賨，南蠻賦也。”幏即賨布，很明顯，巴人紡織賚布，主要是向封建王朝納賦。西漢初年，巴人因伐三秦有功，遣返后，羅、樸、督、鄂、度、夕、龔等七姓巴人首領免除租賦，但其他姓氏和巴民仍需每年每人交納賨錢四十。在武陵郡，“歲令大人輸布一匹，小口二丈，是所賚布……”，所不同于秦的，已不再以戶輸賚賦，而在口賦上，有大小口和數量上的不同。從秦至漢，封建中央王朝令巴人以賚布交納賦稅，足見其手工紡織已比較發達。南朝宋時，劉裕在湘鄂渝黔邊實行“強者不供官稅”，“蠻民順附者，一戶輸谷數斛，其余無雜調”、“蠻無徭役”，把交納賦稅由賚布改為糧食，這說明到南北朝時，土家族地區的農業生產力有所提高。
　　
    三、漢至南北朝間土家族的反抗斗爭
　　
    漢至南北朝時期，由于歷代封建中央王朝不斷加強對湘鄂渝黔邊的統治，增派賦稅，因而激起土家族人民的反抗。在這些斗爭中，既有土家族首領反對中央王朝統治的斗爭，又有土家族人民反抗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的斗爭，有時這兩種斗爭互相交織，難以分開。
　　
    （一）兩漢時期的反抗斗爭
　　
    西漢初年，改秦黔中郡為武陵郡，對居于武陵地區中的巴人實行羈縻政策，同時又令巴人，不論大小必須向其交納賨布，因而引起巴人的不滿。巴人雖時有反抗，但尚未影響西漢王朝在武的反控制斗爭失敗，東漢才達到“置長吏而還”的目的。東漢建初元年(76年)，武陵“澧中蠻”陳從起兵反抗；同年冬，“零陽蠻”五里精夫率眾響應。這次聯合起義，經歷了約一年的戰斗，后因勢孤而被漢兵擊潰。建初三年，“澧中蠻”（今慈利、石門）覃兒健等再次起義，在武陵郡和南郡的零陽、作唐、孱陵等溇水、澧水流域轉戰。東漢王朝以九郡兵力，利用五里精夫做內應，花了兩年時間才于宏下（今沅陵縣西南）打敗起義軍，覃兒健英勇犧牲，覃兵退還澧中，東漢不得不罷武陵屯兵，以息戰事。
　　
    東漢后期，統治集團趨于腐化，豪強勢力日益擴張，地方官吏任意壓榨，胡作非為，因災荒而四處流亡的農民到處暴動，反抗東漢王朝的斗爭不斷掀起。永元四年（92年）冬，“溇中、澧中蠻”在譚戎的統率下，燒毀郵亭，斷其交通，殺死壓榨成性的漢吏，東漢王朝派遣郡兵加以鎮壓。永元十三年，“巫蠻”（今巴東、巫山）許圣以“郡收稅不均，懷怨恨”，遂揭竿而起，攻打南郡鄰近的地方，向南郡郡治進發。東漢王朝慌了手腳，急忙征荊州幾個郡（相當于唐朝的江陵、夷陵、澧陽、武陵、長沙、衡陽等六郡）的郡兵萬余人來圍堵，起義軍才被擊散，東漢朝廷把他們遷到江夏（今湖北云夢）一帶監視起來。
　　
    東漢元初二年（115年），西北羌族起義軍進攻武都、漢中和巴郡，溇中、澧中、零陽“諸蠻”對“郡縣徭役失平”十分怨恨，在田山、高少的帶領下，組成二千多人的起義隊伍，攻打澧中附近的城池，懲罰和處死東漢派去鎮守的長吏。澧州郡無兵可派，便利用“蠻人”與“蠻帥”間的內部矛盾，招募當地的五里、六亭“蠻兵”，在其精夫指揮下，把起義軍打散。次年，溇中、澧中四千多“蠻人”再次起義。“零陽蠻”一千多人，頭裹紅巾作為起義軍標記，陳湯、羊孫自稱將軍，組成起義軍，燒毀東漢官家建筑，抄收官家財錢，起義烽火遍及溇水、澧水流域。東漢郡吏故伎重演，以分化瓦解的手段，招募“善蠻”來打散敢于反抗奴役的起義軍。
　　
    永和元年（136年），東漢王朝派往武陵地區的郡守多是昏庸之輩，以為歸服“蠻夷”可欺，要求按漢區增賦邀功，漢順帝聽從佞言，大增貢稅。“溇中、澧中蠻因‘爭貢布非舊約’，殺死鄉吏，舉起義旗。”起義軍勢力發展很快，第二年，兩萬多起義軍圍攻充城（今桑植境內），八千人一直攻到夷道（今宜昌境內），懲辦貪官污吏。東漢王朝派遣武陵太守李進調兵遣將，進行鎮壓。這次起義雖然失敗，但卻迫使李進不得不“簡選良吏，撫循蠻夷”，采取較為緩和的政策。漢桓帝元嘉元年（151年），“武陵蠻”詹山率四千多部眾起義，逮捕了該地的縣令，在深山溪洞間屯兵，繼續堅持斗爭。東漢只好調派軍隊，筑城守衛。直到永興元年（153年），東漢王朝被迫不得不調換武陵太守，采取善撫辦法，斗爭才逐漸緩和下來。漢桓帝永壽三年（157年），“天下饑饉，帑藏并盡”，長沙、武陵地區的少數民族相繼反抗。“長沙蠻”屯據益陽，至延熹三年（160年）秋，勢力擴展至萬余人，攻郡縣，殺官吏。同時，“零陵蠻”又攻入長沙。延熹五年，“武陵蠻”又集聚起來，以六千之眾進攻江陵，荊州刺史、南郡太守等都棄城逃走，起義烽火遍及兩湖。桓帝在給車騎將軍的詔書中寫道：“蠻夷猾夏，久不討懾，各焚都城，蹈籍官人。州郡將吏，死職之臣，相逐奔竄，曾不反顧。”長沙、武陵地區各族人民大起義，給東漢王朝的統治以沉重打擊。武陵地區各族起義軍盛時已擴大到十萬人。東漢王朝派車騎將軍馮錕，大發丹陽兵、板檐蠻十余萬人，才將武陵、長沙等各族人民的大起義鎮壓下去。
　　
    漢靈帝中平元年（184年）黃巾大起義爆發，得到南方各族人民的配合和支持。中平三年，“武陵蠻”操戈而起，攻擊州郡，成為當時全國起義力量的一個組成部分。漢獻帝建安中，武陵“蠻夷”紛紛起義，攻擊城邑，一直打到武陵郡城。可是這時曹操、劉備、孫權已利用黃巾起義時機，互相爭雄。孫權調黃蓋為武陵太守進行鎮壓，黃蓋開郡城門，待起義軍半數攻人城內時，突然阻擊，使義軍喪師大半，再各個擊破，把這次起義鎮壓下去，使“諸幽逐巴、醴（應作澧）、由、誕（應作蟹）邑侯君長，皆改操易節”，歸順于吳。
　　
    （二）三國至南北朝時的反抗斗爭
　　
    三國鼎立時，渝鄂湘邊成為孫吳與蜀漢爭奪的重要地區。吳軍將領陸遜、李異等率軍搶先占領峽江地區的巫山、秭歸等地，扼制蜀漢。章武年間（221-222年），蜀漢派吳班、馮習率蜀軍擊敗吳軍，占領秭歸、夷陵一帶。劉備占領峽江地區后，為了擴大勢力，即遣侍中馬良攜帶金銀、織錦，前往籠絡“武陵五溪蠻夷”，并授其官爵，取得他們的支持。“于是武陵五溪諸蠻相率響應，隨其種落，布諸郡縣居之”。不久，陸遜領吳軍采取火攻戰術，于夷陵（今宜昌境）擊潰蜀軍，南郡、武陵郡的一些地方又被吳據有。蜀吳的反復爭奪，使峽區與五溪地區人民難以安生。吳國黃龍二至三年(230-231年)爆發“武陵五溪蠻”的反抗斗爭。他們以數萬之眾，依恃山險，反抗孫吳的“清定南土”，一直攻打到長沙與朗州交界地方。孫吳急派潘溶率軍五萬殘酷鎮壓，“自是群蠻衰弱，一方寧靜”。到了蜀國延熙十一年(248年)左右，“涪陵夷”中的徐巨（大姓酋長）率眾反對蜀漢的控制，結果，蜀漢增派官軍加以鎮壓。吳國永安六年(263年)，蜀并于魏，吳魏爭奪武陵郡地，魏派駐守涪陵郡漢葭縣（今彭水池）的郭純，帶領涪陵“夷”人進入吳轄武陵郡內的遷陵（今保靖、秀山地）赤沙屯駐，誘使其效忠于魏，并進攻酉陽縣（今永順縣西），以阻止吳軍西進，反對孫吳控制。孫吳派越騎校尉鐘離牧率兵五萬余人進行鎮壓，殘酷殺其首領百余人及其部眾千余人。
　　
    西晉末年，由于延續十幾年的“八王之亂”造成社會生產的嚴重破壞，加上荒年饑歉，數以百萬計的農民流落異鄉，紛紛暴動。居于天門郡與武陵郡內的“諸蠻”也乘機起義，反對西晉的統治。晉懷帝永嘉初年（約307-308年），天門、武陵“諸蠻”起義，南平郡太守應詹率軍前往鎮壓。由于義軍勢眾，應詹難以鎮壓，遂采取招撫之計，與諸“蠻酋破銅券，訂盟約”，維持短暫的相安局面。永嘉五年（311年），荊、湘兩地的巴、蜀流民推舉成都人杜弢為首領，起而暴動，攻占湘南各郡。杜弢部將王貢率眾三千余人出武陵江，聯合“五溪夷”，向武昌進發。長沙太守陶侃派鄭攀、陶延率軍于巴陵堵截，將流民與“五溪夷”的聯合斗爭鎮壓下去。
　　
    317年西晉滅亡后，在長達二百余年的南北各朝紛爭中，居于湘鄂渝黔接壤的土家族地區充滿各種社會矛盾，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錯綜交織，形成復雜的政治局面。其中既有南北之間的爭奪，又有土家族反對科派賦役的斗爭，還有土家族首領占據一方，自稱王侯割據，以及他們依違于南北朝之間，時南時北，以圖穩定自己的統治。
　　
    東晉偏安江左，對江南各族雖仍行羈縻策略，可是它派往各少數民族地區鎮撫的多為酷吏，壓榨少數民族人民有增無已。東晉咸和四年（329年），“五溪蠻”聚眾反晉，以解除東晉控制，長沙郡公陶侃派諮議參軍張誕進行鎮壓。寧康二年（374年）聚居于溇中、澧水流域的“天門蠻”起而反抗，殺死東晉派去的太守，攻擊天門郡治，東晉派遣將軍桓豁前往鎮壓。孝武帝太元十一年（386年），郭亮之與“武陵蠻”聯合武陵屯兵奮起反晉，武陵太守棄城逃走。沈約率軍反撲，七里澗一役，郭亮之戰死，起義軍斗爭失敗。義熙六年(410年)，盧循起義，江漢和巴東一帶少數民族群眾也紛起響應，當地的封建勢力受到了沉重的打擊。
　　
    劉裕繼晉后，不斷增加租役，以致“徭賦過重，蠻不堪命”，遂群起反抗。南朝宋元嘉十八年(441年)，天門郡“溇中蠻”起義，在田向求（一作田求）帶領下，進擊溇中縣城，趕走淡中令。雍州刺史劉道產采取招撫辦法，將“淡中蠻”一部遷至沔水流域。劉宋大明年間(457-464年)，“建平（今建始）蠻”向光侯率眾向江峽進攻。劉宋以荊州刺史米修之、巴東太守王濟率官軍前去鎮壓，向光侯率眾往清江轉移，繼續斗爭，反對劉宋政權。巴東、建平、宜都、天門四郡蠻眾繼起，摧毀郡縣，懲辦郡守縣令，“民戶流散，百不存一”。雖劉宋不斷派官軍攻伐，也無法阻止四郡蠻人的反抗斗爭。
　　
    泰始年間(465-471年)，荊州人民紛紛反抗劉宋政權，曾在東晉大興時被封為“建平（郡治今恩施）夷王”向弘后裔向宗頭，亦聚眾反抗。武陵內史沈攸之一面派兵前往鎮壓，一面“斷其鹽米”，企圖迫使向宗頭屈服。但是，沈攸之多次出兵，都被向宗頭部眾擊潰。與向宗頭領導的反抗斗爭相呼應的酉溪蠻（今永順、保靖、龍山）田頭擬，也起而反抗。沈攸之妄想用禁斷魚鹽的辦法，使其就范，結果激起五溪蠻的強烈反對。酉溪蠻王田頭擬殺死宋使，宋廷要勒索蠻賦千萬，田頭擬準備出五百萬以息事端，可是沈攸之不肯讓步，致使田頭擬活活氣死。田頭擬之子田都逃亡僚人界中，以求庇護。田頭擬之弟田婁候繼稱“蠻王”。發動五溪蠻起義，攻至武陵郡城下。后來劉宋利用酉溪蠻酋豪間內部爭立為王的矛盾，誘使田婁候上當受騙，將田婁候囚入牢獄，召封田都為王，使這次反奴役、反壓迫的斗爭陷入瓦解。
　　
    建平、武陵等郡各族人民的反抗斗爭，加速了劉宋政權的崩潰。劉宋覆亡，南齊政權取而代之，建平、武陵等郡的土家族又相繼展開反抗蕭齊政權的斗爭。建元年間（479-482年），武陵郡酉溪蠻田思飄率眾反齊，欲擺脫蕭齊控制。內史王文和率齊軍深入酉溪腹地，田思飄率兵斷其后路，齊軍被圍，難以進退。豫章王肖嶷急派中兵參軍莊明率湘州郡兵千五百余人前往救援，田思飄繼續與齊軍酣戰，不幸中弩矢犧牲，族眾退出酉陽城（今保靖、永順境），在山谷中堅持斗爭。
　　
    蕭齊永明年間（483-493年），建平蠻向宗頭與黔陽（今黔江、酉陽）蠻田豆渠等聯合起來反對齊的控制。他們率領五千多人，在山險構筑柵砦，與齊軍對抗。巴東太守王圖南派司馬劉僧壽率郡兵沿山開道，攻其柵砦。向宗頭、田豆渠等燒砦，退至深山老林，使齊軍一無所獲。
　　
    從東晉以后，居于湘鄂渝黔邊的土家族，與鄰近的諸蠻向外擴展，到南北朝時勢力迅速發展，其活動范圍幾乎遍及荊、郢、雍、豫、司等州。北魏孝明帝正光年間（520-525年），當六鎮、關隴、河北等地各族人民掀起大規模反抗北魏的起義后，沔、漢流域的“蠻左”和居于峽江地區的土家族起而響應，割據稱雄。“又有冉氏、向氏、田氏者，陬落尤盛。余則大者萬家，小者千戶，更相崇樹，僭稱王侯，屯據三峽，斷遏水路，荊蜀行人，至有假道者”，使北魏很難從其近畿之地以援荊州。同時，北魏也難從益州、巴州等地派軍沿長江而下救援。
　　
    南北朝梁元帝承圣三年(554年)，西魏與梁激烈爭奪峽江地區，占據南梁州的巴西人譙淹派人至信州（州治今奉節境），煽動信州蠻歸附于梁，結果引起蠻帥之間的分裂。蠻帥向鎮侯、向白彪（一作白虎）起而應之，愿意接受梁的統治；而蠻帥向五子王則反對梁的控制，遂率眾攻陷信州。西魏派遣李遷哲、賀若敦等率領重兵前往鎮壓。面對西魏的強大攻勢，向五子王、向鎮侯等早已構筑設防，阻止魏軍南下。魏軍無法進攻，又派出自白獸蠻的上甲黃土人扶猛，率其部眾占領白帝城，李遷哲相隨于此屯軍，以防信州蠻再起。但是，魏兵耗盡軍餉，以葛根為糧，不少人因疫病不能作戰，只能困守白帝城內。這時向五子王聯合向白彪聚眾圍攻信州，攻陷州城。黔陽（今龍山、保靖、酉陽、秀山等地）蠻田烏度、田烏唐（一作田唐）率眾從江南擊襲峽區，斷決江路，與向五子王、向白彪相互呼應。后來西魏又一再增援，才把這次反魏控制斗爭平息下去。北周武成年間（559-560年），信州蠻冉令賢、向五子王繼續反北朝控制，又占領白帝城，殺死開府李長華，北周雖多次派軍前往鎮壓，也無濟于事。
　　
    天和元年（566年），北周企圖加緊對峽江地區的控制，因而引起信州蠻更大規模的反抗。他們殺刺史、守令，自稱王侯，實行割據，互相聯結，以峽江為中心，周圍聯結兩千余里。他們在夔峽地區屯田設防以反抗北周。冉令賢屯守的水邏城位于巫峽江北，四面高山壁立，只有一小路可通，構筑柵砦，軍糧充足，部卒精銳，兵器精良。其旁還有險要的石勝城作為前衛，令其兄冉龍真父子鎮守。另派其子冉西黎、冉南王于江南險要之地，置立十城，冉三公構筑三十余城，形成掎角之勢。并遠接涔陽蠻為其聲援，北周軍不敢輕取。江南向五子王屯守石墨城（今巴東），北面臨江，三面環山峻嶺，稱為關險。其子向寶勝屯居石墨城北六十里處的雙城，在明月山（今巴東縣西北面十里）一帶屯田，獲得軍糧，兵器也很精良，“有鐵槍頭長數丈，經數百年不見少損，日‘向王槍’”，與冉令賢彼此呼應。
　　
    北周派遣陸騰、司馬裔率領大批將卒，從湯口分水陸數路，向峽江進攻，一路先取冉西黎、冉承公等守御的江南諸城，繼之收買與冉令賢有矛盾的冉伯犁、冉安西作向導，以允許冉龍真取代冉令賢的職位為誘餌。冉龍真父子遂帶兵直取水邏側的石勝衛城，使水邏城孤立無援，然后以大軍擊潰冉令賢的精銳部眾，占領水邏城。另一路北周軍又進取冉三公在江南鎮守的諸城，妄圖招降向五子王和向寶勝諸部，遭到諸向拒絕。北周軍用“周迥立柵，遏其走路”的戰術圍堵諸向，向五子王和向寶勝在石墨城和雙城抵抗北周軍，最后壯烈犧牲。在今土家地區還有向王天子廟或向王廟，祀祭向五子王（史籍有稱為向天王的）。北周天和六年(571年)，川東蠻帥冉祖熹（一作“喜”）和冉龍驤又起而反抗宇文邕的控制。北周派趙訚率軍加以鎮壓。
　　
    向五子王、冉令賢等相沿二十年的反控制斗爭，相繼失敗，峽區終為北周占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