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深化政務公開加強政務服務的意見》，提出要抓好重大突發事件和群眾關注熱點問題的公開，客觀公布事件進展、政府舉措、公眾防范措施和調查處理結果。（8月3日《新京報》）
　　于一個公共社會而言，重大突發事件會否演繹成聲勢浩大的公共事件，有時并不取決于事件本身的危害或范圍，反倒很容易受到群體心理與傳播程序的影響。這些年，從山西地震流言到成都公交車縱火案，從昆明螺螄灣事件到蘭州石化爆炸風波，從赤峰水污染事件到渤海灣溢油事故……一起起重大突發事件中，既有妥善應對的經驗，也有遲滯被動的教訓。可以說，信息發布的及時與否、權威與否、真誠與否，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事件本身的走向。
　　及時是公共信息發布的第一要義，如果重大事件都靠歷史的塵埃自然“解密”，曖昧的真相就會發酵或異化出諸多傳奇。這是一個全媒體時代，人人都有攝像頭，個個都有麥克風，一旦突發事件發生，引發公眾關切，瞬間就會形成輿論場。這個“場”容不得你慢慢研究、遲遲權衡，只有在“速報事實、慎報原因”的迅即應對下，才能第一時間讓輿論“安心”。
　　權威是重大突發事件發布的主要通道。在微博、微信等架構的傳播新秩序下，碎片化的真相與集群化的流言都有了更深沉的土壤。2010年2月21日凌晨，有電話、手機短信傳播山西某些地區在21日2時至7時有地震，事后并沒有地震發生，但由于沒有省、市一級的政府部門及時發布權威信息，各地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恐慌。公共事件中，在謠言之后的關鍵期，各色信息往往蜂擁而出，公眾在篩選與甄別的時候，因為找不到權威出處，無從下手，只能遵從“寧信其有、不信其無”的自保邏輯，將事態想象成更為惡劣、驚悚、不堪的一面。正如專家所言，“在新媒體技術引爆資訊革命的今天，任何涉及危機事件的部門在第一時間內的一舉一動，都將成為外界評判組織處理危機的主要根據”。沉默的作為、無聲的應對，很容易被公眾解讀為不堪的內幕或暗箱在交易。
　　真誠是官民互動的首要姿態。重大突發事件的公共關切里，很大程度上有“情感關切”的成分摻雜其間，有情有義、不捂不瞞的聲音，甚至能修補應急中的瑕疵。道理很簡單，群眾總是善良的，公眾的思維方式、公共的溝通程式，是一個技術化、人性化的互動過程。但真誠不是惺惺作態、不是呼天搶地的形式能抵達的：比如“達芬奇”的眼淚，雖然梨花帶雨，卻更令消費者反感；比如某些專家在食品安全事件中的“理性”，雖然科學，卻不像“人話”，難被民眾采信。
　　在這個資訊社會，每個人都可能是事件的親歷者，而每個親歷者又可能是一個極具傳播能力的自媒體。重大突發事件不僅關乎官方的面子，更關涉公共利益的里子，重大突發事件政府部門須及時發聲，這應成為公共治理的常識——而這個常識，絕不僅僅是為了滿足公眾的知情權等訴求，更重要的是，它是公共政治走向善治、增益權力公信的必要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