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參與編輯《大庸報》（《張家界日報》前身）創刊號的幾個人之一。從1990年3月1日正式調入報社，到2001年8月底調離報社，在報社工作了整整11年半時間。11年半當中，1999年以前一直在副刊部負責；1999年周末版從副刊部剝離出去之后，則去了周末部創辦“旅游周末”。一直在副刊和“周末”這一塊爬摸滾打，有過辛勞也有過收獲，有過歡欣也有過沮喪。正如詩人普希金的兩句詩所云：“一切過去了的，都會成為親切的記憶。”經過這些年的時光淘洗，回望與副刊、“周末”相依相攜的那些日子，真有太多的“親切的記憶”！

初創時期編副刊
報紙創辦之初，副刊部只有我和熊夫木君兩人，卻辟有文學版、文化版、旅游版、民族團結版、文摘版諸多版面。組稿、采寫、編輯任務之重就可想而知了。辦副刊，主要是團結作者，扶植新人，推出好的作者和作品。對于一張剛剛創辦的報紙來說，當務之急是以副刊版面為紐帶，迅速形成一支能夠提供足夠數量和質量的稿源隊伍。
當時有一個名叫童麗萍的女作者，家在農村，是個殘疾人，她文化程度不高，文學秉賦卻不錯。我和夫木騎著單車，帶著她投寄的散文《渺溝》專程去看望她，并就稿件的修改與她交換意見。同時約請童的好友——另一位頗具才華的女作者姚雅瓊撰寫了一篇關于童麗萍印象的文章。童的散文《渺溝》和姚的文章刊發在同一期文學副刊上，在讀者中產生了較好反響。
在自然來稿中，我發現一個名叫石繼麗的作者，文字清麗典雅，看得出有一定的知識儲備。于是趕寫了一篇點評《關于〈凈土〉的隨想》，與散文《凈土》同期刊出。而《凈土》刊發了好長時間以后，我才在一個偶然的場合認識作者。如今已是市文聯專職副主席、出版了多部文學作品的石繼麗，回憶起當年的《凈土》和我的點評文字，依然為之動容，她說她就是在這種鼓勵下進入文學創作的。
覃兒健是一個生活閱歷豐富、文學功底頗為厚實的作者。交往過程中，聽他眉飛色舞地說起做鄉黨委書記時候的一些軼聞趣事，當即覺得他所侃的每一個人物都是一篇好散文。在我的鼓動下，副標題為“一個鄉黨委書記的手記”的一組散文果然寫出來了。在本報副刊發表后獲得廣泛好評，后來在省里、在全國的副刊作品評選中都得了獎。
舉這么幾個例子，旨在說明當時我們就是憑著這么一種作風編副刊的。在我的印象里，胡家勝、姚雅瓊、全迎春、熊夫木、李水云、胡良秀、龔愛民、張建湘、李文鋒、戴領、王成均、吳旻、卓今、向延波、陳頡、王明亞、李稔香、夢帕、魏詠柏、何永鋒等一批青年作家和作者，有的當時是剛剛出道或出道不久，其中不少人是最先在這張報紙的副刊發表處女作，之后陸陸續續從這里走向文壇，并成為我市文學創作的中堅力量。
說到副刊評獎，印象最深的是報紙創辦頭一年，我代表本報去參加一年一度的全省地州市報副刊好作品評選。14個地州市中，長沙、衡陽、株洲、岳陽等地多是周七、周六刊，益陽、婁底、永州等地雖然少些，但也是周四刊。就我們市是周一刊，即每周出1期。因此副刊研究會規定周七、周六刊的地州市，分別推薦8件和7件作品參評；周四、周五刊的地州市，推薦5篇參評；而我們這種周一刊的報紙只能推薦3件作品參評。按常規，全省每屆副刊好作品設一等獎10篇，出乎意料的是，我們報紙所推的3件作品，在無記名投票中居然有2 件獲了一等獎，一篇是熊夫木寫茅巖河的散文《女兒的山，男兒的水》，一篇是我的散文《巖鷹的故事》。《長沙晚報》也得了2個一等獎，可人家是老大哥，整體實力強些，歷年來都要高出其它兄弟報紙，因此大家有心理準備。問題是《大庸報》才剛剛創辦，每周才出一張四開報紙，居然就撈走了2個一等獎，因此大家一時真還有點回不過神來。
不過，以后一年一度的全省地州市報副刊作品評獎，我們張家界每年都有1篇以上作品獲一等獎（到1997年我最后一次參與這一評獎活動為止），加上整體的獲獎率，一直居于前列，兄弟報社才漸漸接受并適應這一事實，笑謔說“小小秤砣壓千斤”啊。這從一個側面折射出我們報紙副刊講究質量所產生的良好效應。即以熊夫木的獲獎散文《女兒的山，男兒的水》為例，迄今為止寫茅巖河的所有散文，仍無一篇能出其右。所以每有編選張家界散文游記者，他的這篇《女兒的山，男兒的水》一直是必選篇目。
至于我個人，在編副刊期間先后獲全省地州市級、省級、全國級的編輯獎和作品獎各不下數十次。《一個美麗千古的約會》、《感恩紅薯》、《鴛鴦瀑私語》等作品入選《散文選刊》、《讀者》和《20世紀中國散文精華》等選刊選本，散文《風景的絕唱》被收入中等職業教育與五年制高等職業教育通用教材語文第四冊。可以說是報紙副刊這個平臺鍛煉了我，與之同時，我也為報紙副刊的品位建設和品牌打造盡了綿薄之力。

“策劃”是“周末”的主旋律
從1992年下半年開始試辦“月末版”，到1994年改辦“周末版”，到1999年報紙由四開小報改對開大報之際“周末版”改為創辦“旅游周末”，平心而論，我和本部室同仁都傾注了足夠的激情和心血。每一次“試辦”“改辦”和“創辦”，從辦報理念到整體風格到板塊設置，再具體到每個版面的欄目設置，都是絞盡了腦汁。
基本格局確定以后，則是把“策劃”引進“周末”，并自始至終將其唱響成為“周末”的主旋律。當時，報業興旺發達的南方，一些報刊已開始進入“策劃時代”。但在“官辦”的地方黨報，尤其是我們這種欠發達地區，“策劃”還是個有點陌生的詞匯。既然報社把“周末”定位為報紙改革的試驗田、報紙形象的窗口，于是借鑒外地報刊通過一系列策劃活動激活閱讀快感、拓展辦報空間的做法，顯然就成了我們矢志刷新報紙形象的關鍵舉措。
以 “旅游周末”創辦的頭一年——1999年為例，一直是策劃活動頻仍。印象中的創刊號即第一期，為配合市第三次黨代會召開，我們策劃以全面反映1998年全市遭受特大洪災后抗災救災、重建家園作為主題。編輯部的全部人馬分成4個采訪小組，冒著紛紛揚揚的雪花，分赴全市各區縣遭受洪災最為嚴重的地方。風雪彌漫中，車子剎機失靈，去武陵源的兩位同志差點跌落深谷。我是桑植組，跑了10來個鄉鎮，最遠處到了上河溪鄉的楊家溪，那里一個村莊都埋在泥石流底下了。各路人馬從第一線采訪歸來，眼看市黨代會召開在即，接下來就是日夜趕寫和修改稿子，合成，深夜了還守在照排室一次次調整版面，等等。市黨代會召開第一天，以“洪水淹過的地方”為總標題、內容覆蓋到四個版面的這一期“旅游周末”，如期送到每一個與會代表手中。參加會議的熊社長在會議現場給我打來電話，略帶沙啞的聲音中含著掩飾不住的興奮，說代表們都在爭相閱讀這一期報紙，從市領導到普通代表，反映非常之好。后來我看到報道黨代會的照片，發現代表們座談討論時手中拿著的也是這一期“旅游周末”！
這一年，我們相繼組織了“今日農村‘半邊天’”、“穿越天門特別報道”系列、“本報本年度輿論監督追蹤和盤點”等一連串產生廣泛影響的大型策劃活動。除了這種大的策劃，具體到每個版面，都設計有一些階段性策劃活動。如第二版的“旅游博覽”，我記得就推出過“我的第一次”、“旅途遇險記”、“饑餓的故事”、“洪災的故事”等征稿活動，選擇容易喚起人們閱讀興趣和表達欲望的話題，每月確定一個話題，提前預告，來稿量果然大大增加，辦成了讀者喜歡的欄目。
在基本上還是“大鍋飯”機制的背景下，辦報的人都清楚，不搞這些“策劃”照樣可以編報出報，工作量自然輕得多。而一旦搞這種自加壓力的“策劃”，就得要付出成倍甚至許多倍的工作量。所以周末編輯部的人基本上沒有多少喘氣的時候，先是處于策劃的碰撞與亢奮之中，接下來便是處于實施的緊張與忙亂之中。要確保報紙正常出版，加班加點到深夜是常事。負責排版、打字、校對的姑娘小伙們，就跟著我們周末部吃苦了。次數多了，我就主動掏腰包給大家喊盒飯吃，借助這種方式來調劑調劑氣氛和減輕一些內疚。
種瓜得瓜。“旅游周末”在讀者中的口碑越來越好，市領導層也是贊揚有加，逐漸成為報紙的品牌。這一年全省14家地州市報的老總來張家界開會，讀到我們的“旅游周末”后，一致認為小報辦出了大氣，論質量和品位，顯然已居于全省地州市報周末版、星期刊的前列。當報社領導將這番評價傳達給我們，所付出的汗水乃至苦水仿佛全都釀成了美酒。可想而知，以后的日子干得更加賣力了。
總之，實踐使我們越來越覺得策劃是動感，是活力，是興奮點，是“秘密武器”。因此始終貫徹和推行這種策劃意識和策劃行為，一直是“旅游周末”的主旋律。2001年8月底我調離報社以后，仍建議并配合周末部卓今諸君策劃了幾期在市內外造成很大沖擊波的“城市論壇”活動。嗣后朋友們調侃我念念不忘“策劃經”，疑已染有“策劃癖”也。這些年我涉足了旅游開發等若干門類的項目策劃，并獲得了國家注冊高級策劃師的資質。回想起來與在報社工作期間全身心投入周末版的各種策劃活動，從而對策劃行為懷有濃厚興趣不無關系。
前些日子，與當年的老同事們閑聊，都說周末部出人才呢。一數：與我一起在周末部工作的同事，基本上已經成為報社的業務骨干，卓今、周和平、朱詔臣幾位還相繼走上了報社領導崗位。毋庸置疑，他們的成長與進步，主要是自身的努力和組織的培養。當時的周末部因“策劃”而充滿活力，這種崇尚敬業、奉獻和進取的小氣候，可能為大家的成長與進步營造了一種頗為有益的工作氛圍。看到當年的同事們一個個出息了，我這個當年的老主任、老主編自然倍感欣慰與親切。

大塊假我以文章
在報社工作期間，我陸續寫過一些大塊文章。主要有兩類：一類是“與張家界大峰林對話”系列散文為標志的文學作品，一類是反映重大活動和事件的新聞特寫。
“對話”系列主要寫作于1994年，每篇四、五千字，洋洋灑灑，是我在蓄久的躁動之后一次不可遏止的“井噴”。每寫出來一篇，先在張家界日報周末版上首發，然后再寄往外地，相繼刊載于《美文》、《東方文化》、《小說家》、《湖南文學》和《湖南日報》等報刊。再后來，其中有的入選《散文選刊》，有的入選通用語文課本。關于這個散文系列，文學圈內反響不錯，先后有評論家、作家在《文學報》、《文藝報》、《湖南日報》、《三湘都市報》等報刊撰文，稱其“創造了一個‘靈性的自然’，造就了一種大自然文化”；“摒棄了以往山水散文的傳統套路而拓寬了山水散文的若干寫法”；“是詩人型的散文精品，與學者型的余秋雨相比，二者都是大氣象，都是大章法，都是大手筆”。大詩人彭燕郊先生多次稱道這組散文，認為“‘對話’構思恢弘，顯示了建構一個美的精神世界的腕力”。
但后來的事實證明，文學圈內再怎么激賞與認同，也不及《張家界日報》這張地方小報在普通讀者中影響之廣、之深。一個谷姓退休老人，從市報創辦伊始就成為熱心讀者。一個偶然的原因，我見到他一個剪報本，凡是我在大庸報和后來的《張家界日報》上發表的文學和新聞作品，他都一一剪貼了下來。自然也包括“與張家界大峰林對話”這一組系列散文。1994年冬天，我去武陵源出差，席間與時任區委書記的鄧德芳君交談，他主動與我侃我的“對話”系列。一個有著諸多黨務工作和應酬的市委常委、區委書記，居然能靜下心思讀“大塊”的純文學作品，而且，談吐之間看得出他對“對話”系列研讀頗深，實在令我大感意外且暗暗生出來幾許感動。這時，在座的區委辦一位年輕干部說，他們那棟辦公大樓里，好些人都把載有“對話”系列的那一期報紙給收藏起來了。直到現在，有時遇到剛剛認識的本地同志，對方就會哦的一聲，說起曾經在《張家界日報》上讀到過“與大峰林對話”的話來，其中也有人說收藏了刊有“對話”的幾期報紙。仔細一想，不管是因為《張家界日報》刊載過“對話”系列而記住了我的名字，或者說因為“對話”系列而記住或收藏了這份報紙，無非說明我與大峰林、與《張家界日報》、與熱愛《張家界日報》和熱愛我的作品的讀者，有著連筋連肉的不解之緣啊。
至于新聞特寫類的大塊文章，如1994年4月為報道更改市名暨張家界機場正式通航慶典活動而采寫的《張家界圓了飛天夢》；1999年9月為報道天門山旅游登山公路建設而采寫的《壯哉天門路》；1999年12月為報道人類首次駕機穿越自然山洞天門洞而采寫的《云破天驚穿天門》；2001年8月撰寫的《給我們的城市定位》，等等。動筆的時候寫得很投入也很盡興，見報后反響都還不錯。用讀者來信中的話說：“它們或恣肆汪洋，或鋪采縭文，或具磅礴之氣，或多思辨之風，讀這樣的文章過癮。”回想起來，正是當時所處的工作崗位，驅使我這樣一個總喜歡鼓搗點新鮮感覺的人，嘗試著將新聞與文學這兩種體裁的某些元素進行組合和嫁接，旨在讓文章多點含金量，將文章寫得大家喜歡讀一些。即以《云破天驚穿天門》為例，從題材的新聞性來說，它無疑是通訊類的大特寫，但從其同時具備的文學性來說，又可以當作報告文學乃至散文來讀。這種探索對于我日后的寫作大有裨益。2008年應出版社之邀寫作長篇紀實文學《神話與絕唱：張家界》，作為“英雄中國”大型叢書之一種，向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張家界旅游開發30周年、張家界建市20周年獻禮。2個月時間寫出18字萬字，在將新聞與文學糅為一體的寫作過程中，基本上是得心應手，游刃有余。為此，我得深深感謝“周末”，是在“周末”工作的日子，給了我這種難得的歷練！
離開報社后這些年，我仍在報紙陸續發過幾次大塊文章。比如2004年6月，為報道世界各國頂尖級的美學家云集武陵源研討張家界大峰林美學而撰寫的《美學的盛宴》；比如2008年歲末，報紙周末版推出紀念張家界建市20周年特刊，由趙杰君精心編輯，用整整8個版的篇幅摘編我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剛剛出版的《神話與絕唱：張家界》；再比如2009年6月，應市委宣傳部和報社之約撰寫的大塊文章《揚我張家界文化》和《樹我張家界精神》（見報時編者還特意加了“按語”）。可見我雖不在報社工作了，但作為一個作家和作者，作為曾在報社工作了整整11年半的老報人，依然與報社有著絲絲縷縷的聯系，有著連筋連肉的不解之緣。

（作者系市政協副主席、民盟張家界市委主委、市文聯主席，國家一級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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