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我們的城市定位
　　江澤民同志指出：“一個科學的總體規劃本身就是財富。”長期以來，我市無論是城市建設還是旅游產業的發展，由于沒有及時編制區域性、控制性、修建性的詳細規劃，造成總體規劃不完善，專業規劃不系統，城市建設中亂占濫建現象突出，核心景區城市化傾向嚴重，“規劃就是財富”的作用沒有釋放出來。
　　——摘自2001年7月27日市委書記劉力偉在市委三屆五次全會上的講話
　　我市城市……規劃和管理還是低水平的，離國際旅游城市和現代文明城市水準相距甚遠，與蜚聲海內外的旅游勝地也名不副實，還未從昔日的小縣城的框框中脫離出來。我們是世界自然遺產地，我們必須進一步明確我們的城市定位，要將城市規劃、管理放到更大范圍更高層次來考慮，必須高標準，嚴要求，要與國內外知名的旅游勝地相匹配。
　　——摘自2001年4月11日市長魯平益在全市城市管理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一、審視我們的城市。
　　（一）關于“城市”定義。
　　城市是人類文明的偉大成果。
　　城市化是一切國家社會發展的必經過程。
　　早在5000年以前，在埃及的尼羅河流域和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的底格里斯河、幼發拉底河流域，就已出現了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批城市。18世紀中葉的工業革命，迎來了城市發展的嶄新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歐、北歐、北美和澳洲相繼成為高度城市化地區；東歐、日本及廣大發展中國家，則處于工業化推動城市化時期。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規劃法》的定義，城市是指國家按行政建制設立的直轄市、市和鎮，并將城市行政區與城市規劃區的概念予以區分，后者系指城市市區、近郊區及城市行政區域內因城市建設和發展需要實行規劃控制的區域。本文所指的“城市”，屬后者的范疇，即以永定（舊城區）、南莊坪、官黎坪、西溪坪、且住崗以及珍珠峪等六個組團為主體的市區。
　　（二）我愛我們的城市。
　　三年前，為慶祝建市十周年，我市攝制了大型電視文獻紀錄片《旅游興市繪宏圖》。筆者作為撰稿人，在片中激情沛然地寫道：張家界以“城”的姿態坐落在這塊土地上，已有2100多年歷史了。當歷史進入20世紀80至90年代，旅游業如一輪噴薄而出的朝陽，使得城市文明的霞光，成為世紀之交一道尤為亮麗的風景！盤桓于車水馬龍的紫舞大道，佇立于郵政大廈22層之上的旋轉餐廳，看一座座拔地而起的現代化建筑，在不斷增加這座旅游新城的高度；看起降于荷花機場的一架架波音客機，不時往城區上空拋下一陣余響和一道道優美的弧線；看不同膚色的游客出入四星級賓館與鬧市街頭；看“三橋兩路”的建設者們夜以繼日，揮汗如雨……
　　時隔一年，我市借舉辦“’99森保節”的東風，市區道路整飭一新，市容市貌大為改觀。筆者又以《盛大的節日》為題撰文，由衷贊美一處處或細微或顯著的變化，比如：像玉蘭花一般綻放著秋夜溫涼的路燈，潔凈得幾乎纖塵不染的街心大道，新辟的草坪和草畦，等等。繼而敘談起市長在一次會議上描繪城市綠化、亮化、美化時所使用的詩一般的語言：洗去塵埃，洗去疲憊，洗去粗俗，洗去陋習……
　　作為工作和生活在這個城市的一名市民，我這種感情是非常樸素和非常實在的。總希望我們的城市越變越好，哪怕是一個微小的變化都會為之高興。因而，一旦接觸到跟城市規劃、建設、管理有關的話題，有時就忍不住慷慨激昂，或擊掌，或扼腕，每每不能自己。只緣我深愛著我所居住的這個城市啊！
　　（三）我們的城市現狀。
　　那么，該如何客觀估價我們的城市現狀呢？1999年6月，本刊編輯部（即張家界日報旅游周末編輯部，其時本書作者在報社主持旅游周末編輯部工作）策劃了一次以市區城市功能現狀與對策為主題的懇談會，與會的市政協主席楊流芳認為，建市以來，我們城市的發展有目共睹，與過去比，無論城市面貌、人的素質，還是基礎設施的建設都有很大變化。但是，我們的城市建設速度與知名度的迅速提高不協調；我們生活的城市與高品位的風景區不協調；旅游中心城市的地位與滯后的城市規劃、城市建設以及低素質的城市管理不協調。
　　應該說，楊流芳主席的看法頗具代表性。如果把我們的城市僅僅置于一般意義上的地級市市區之列，那么，縱向比、橫向比，其發展可以說是非常不錯了。問題的關鍵在于，張家界是世界級的風景區，張家界要建成國內外知名的旅游勝地，供核心景區依托的這個中心城市所肩負的使命，則顯得格外重大與特別。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的城市現狀與客觀要求存在著很大的差距。
　　正是基于這一出發點，朱镕基總理今年4月在我市視察時談到：“張家界在外面的名氣，老實說，比我昨天看到的還要大一點，認為張家界建設得非常好，這次一看，好像還不是那么蓬蓬勃勃的，看不出各方面的匠心，有些名不副實。不是說景觀名不副實，自然風景還是很美的，主要是城市建設和管理沒有跟上。我下了飛機，沒有感到是到了一個美麗的旅游景區來了，沒有這個感覺。特別是進城以后，看到的是破破爛爛，很不配套，到處是垃圾。”愛之既切，責之愈嚴。總理就是總理的風格，目光敏銳，一針見血：主要是城市建設和管理沒有跟上；看不出各方面的匠心。
　　（四）我們的城市缺乏明確定位。
　　導致城市建設和管理存在明顯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劉力偉書記在市委三屆五次全會上，就城市規劃管理不力，控制性詳規和小區修建性詳規嚴重滯后，造成總體規劃不完善，專業規劃不系統，城市建設中亂占濫建現象突出等狀況亟待改變提出了明確要求。根據我的理解，“總體規劃不完善”中包括缺乏明確的城市定位這一項。無獨有偶，魯平益市長在全市城市管理工作會議上也毫不含糊地指出“要進一步明確我們的城市定位”。可見定位滯后，當是問題的癥結之一。
　　二、我們的城市亟須明確定位。
　　（一）定位事關城市特色、個性和發展方向。
　　“定位”一詞，本源于廣告業。定位理論的核心思想，由美國的艾·里特和杰·特勞特闡釋為“去操縱已存在心中的東西，去重新結合已存在的聯結關系”。
　　如果說，作為城市總體規劃之首要內容的城市性質，體現了一個城市在全國或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它代表了城市的個性、特點和發展方向，城市各項建設和各項事業的發展，都要服從和體現城市性質的要求；那么，在城市性質確定的基礎上，提煉出一句主題口號或主題詞，來為這個城市定位，既體現了個性、特色，又規定了發展方向，同時因了它的簡潔、鮮明，還可以激發旅游者的欲望。以上海為例，該城市總體規劃確定上海城市性質為：我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和航運中心，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并將逐步建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中心城市之一和國際航運中心之一；其城市旅游形象定位則為：太平洋西岸旅游中心城市之一。再以北京市為例，該城市總體規劃確定北京城市性質為：偉大社會主義中國的首都，全國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世界著名的古都和現代國際城市；其城市旅游形象定位為：亞太旅游中心城市之一，具有東方特色的世界旅游名城。
　　從廣義上說，城市就是一種商品。所有優秀旅游城市，都應有自己鮮明的主題定位，如音樂之都維也納、水城威尼斯、冰城哈爾濱、動感之都香港，等等。定位越準確，主題越鮮明，就越能體現特色、個性和正確的發展方向，越能給人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越能吸引源源不斷的游人。
　　（二）關于城市性質。
　　張家界建市以來，市政府先后組織了兩次大的城市總體規劃編制活動。編制任務第一次由湖南省城市規劃研究設計院和市規劃建筑設計院承擔，至1993年完成；第二次由清華大學規劃設計院承擔，現尚待進一步修訂。第一次的總體規劃中確定的城市性質為：大庸市（后易名為張家界市）是世界自然遺產——武陵源風景名勝區及湘西北的旅游基地和湖南省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是發展中的國際性旅游城市。清華大學在此基礎上修改為：張家界市是武陵源旅游區的中心服務基地，是面向國際的新興旅游城市，是湘西北及周邊地區的交通和經貿中心。
　　關于城市性質，由清華大學修改后的內容，可以說較為準確了。只是是否應該在“交通和經貿中心”之前加上“旅游”這一項？因為我市事實上已對湘西自治州的猛洞河、吉首、鳳凰及常德的桃源、石門等周邊地區形成被依托的輻射作用；而且其旅游中心城市的地位將越來越顯著。
　　據筆者不完全統計，用一句話來為我市城區城市定位的主題口號（或稱主題詞）中，流傳頗廣的有“國際旅游新城”、“生態旅游城”兩種。本文的主要任務在探討城市定位。因而，筆者試圖對“國際旅游新城”和“生態旅游城”這兩種說法發表一些不很成熟的看法，以就正于業內外人士。
　　（三）關于“國際旅游新城”和“生態旅游城”。
　　先謝‘國際旅游新城”。這一主題口號的最大功績，在“國際”二字。盡管這個“新城”脫胎于山區小縣城，基礎差，負累多，但這個富有前瞻性的口號能鼓舞士氣，增強信心。若論不足處，一是似覺大了點，空了點，缺乏可操作性；二是缺個性，缺特色。
　　再說“生態旅游城”。比起前一個定位，這個主題口號就實在多了。其一，生態旅游是世界性潮流；其二，以武陵源核心景區為代表的張家界旅游資源，主要是峰林觀光型生態旅游，那么市區突出生態旅游以照應，以映襯，就更能強化效果；其三，做生態旅游文章，我們的城市擁有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若論不足，竊以為光“生態”二字，似不能涵蓋這個城市定位所必須囊括的主體內容。城市本身就是由社會、經濟和自然三個亞系統復合而成的高度人工化的生態系統，遵循生態規律和城市發展規律，致力改善城市生態，促進良性循環，是每個城市必須面對的共同話題，并非我們的城市所獨有。因此，如果主題口號單以“生態”冠之，恐有削弱個性之虞。
　　（四）我給我們城市的定位。
　　確定城市性質也好，給城市形象定位也好，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有一個不斷認識、修正、提煉的過程。以北京市為例，首先是提出變消費性城市為生產性城市，這在當時的背景下是有它的道理的；后來又提出把北京建成門類齊全的綜合性的工業基地，實踐證明這一定位帶來了諸多負面效應；1981年才明確其作為首都必須突出政治、文化中心的職能。再以長沙為例，城市定位先后歷經了四個階段，先是定位為“毛主席家鄉的省會——光榮的革命城市”，再是定位為“現代化大都市”，再是‘‘現代化中心城市”，再是‘‘東方文化生態型山水名城”。無數事實表明，城市定位科學與否，準確與否，直接影響到城市建設的成功與失敗。
　　筆者通過較長時間的思考，認為我們的城市定位應該是：具有鮮明地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山水生態旅游城。這一定位的依據和理由。
　　（一）個性化：城市定位的基點。
　　城市需要個性。個性就是旅游資源。
　　竊以為，個性化城市就是朱镕基總理所指的“匠心”。
　　眼下的中國城市，如李小山先生所云，現在是拼命地擴展，拼命地膨脹，一任數量的泡沫掩蓋質地的美感，似乎一時還顧不上講究個性、講究獨特容貌。以至于城市建設總體趨向一個模式，絕大多數的城市規劃和定位已經和正在喪失地方特色。因此把我們的城市定位置于個性化這一基點之上，使之在千城一面的中國城市群中風貌獨具，卓爾不群，讓人刮目相看，實在是至關重要的一環。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Mcharg，率先提出用景觀生態設計理念來規劃城市。劉加利先生曾撰文談及運用這一設計原理指導長沙市的規劃和建設的過程中，提煉和總結出的五個原則，即自然優先原則、整體設計原則、綜合設計原則、以人為本原則和地方特色原則。筆者深以為然。況且，長沙是我省省會，我們對其地理環境、歷史沿革、發展軌跡、資源條件等情況較為熟悉。通過對照研究他們的城市定位過程，筆者覺得非常值得我們的城市規劃和建設部門學習和借鑒。他們的一些做法與觀點，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筆者關于我們城市定位之主題詞的提出。
　　（二）關于“山水”。
　　按照自然優先的原則，他們把長沙的岳麓山、天馬山、谷山、湘江、瀏陽河、橘洲島及城市內外密集的大小湖泊及郊野地等等寶貴的自然資源，保持其原始風貌和自然情趣，以凸現“山、水、洲、城”之城市物質，作為建設生態山水城市的基礎和前提。顯而易見，這種立意是非常明智的。正如劉加利先生所云，一個區域的自然環境是本地特色的最基本的體現。在城市這個巨大的生命活體中，自然生態成為維系城市生命功能的最基本和最有力的保障，所以在進行城市規劃時，理所當然應對城市地域的自然環境給予高度重視和最起碼的尊重。
　　根據這一原則，對照我們這個城市，一下子就找到了閃光點：以天門山為代表的環繞城市周圍的山體和穿城而過的澧水。長沙有少婦之美的湘江，我們有村姑之美的澧水，這一項打個平手。但我們的山質量可就高多了，岳麓山顯然無法與我們的天門山相比，天門山山勢雄奇，氣象崔嵬，山際線美不可言，儼然一巨幅天然屏風。不僅僅是長沙，全中國的旅游城市，恐怕只有云南麗江的玉龍雪山之于麗江城區，可以與我們的天門山之于城區相媲美。因此，如何充分認識和考察這一基本自然環境，同樣是給我們的城市進行定位的基礎和前提。
　　近期內，長沙市以“西文東市”為骨架，正在大手筆地將湘江東、西兩岸風光帶建成長沙的“曼哈頓”和“華盛頓”。就在筆者撰寫此文之際，湖南衛視報道楊正午等省領導乘船考察連貫三市的湘江風光帶。可以預見，隨著“長、株、潭”一體化進程的加快，一旦把長沙與株洲、湘潭兩市的湘江風光帶進行整體規劃建設，在全世界都將產生非凡的影響。
　　由此我們可以得到足夠的啟發：一是把天門山國家森林公園為代表的四周山體納入城市總體規劃通體加以規劃設計；二是以穿城而過的澧水為軸線，把南北兩岸風光帶的文章做足做活；三是按照錢學森、陳從周兩先生的觀點，在充分利用依山傍水等自然地形的同時，把森林引進城市，把動物引進城市，把古典園林引進城市，把湖泊引進城市，通過人造山水，把城市規劃建設成更高層次的山水城市。山水城市不少，如長沙，如桂林。但具體到一個城市，其特定的自然環境具有任何山水無法雷同和取代的“單一性”，充分發掘出來就凸現個性了。
　　這就是筆者在“生態旅游城”之前冠以“山水”一詞的理由和初衷。
　　（三）關于“地域文化和民族特色”。
　　城市的文化品位直接影響到城市的形象。
　　缺乏文化的城市是貧血的城市。
　　“城市文化，包括城市建筑文化、自然文化、歷史文化、民族文化、城域文化和精神文化等基本要素，而這些要素需通過城市規劃來充分體現。即城市總體規劃是這些城市文化要素充分得到體現之魂，而城市總體規劃及其建設又有賴于這些城市文化要素而使其完整地得到展示”（瞿峰語）。以建筑文化為例，苗族的干闌式吊腳樓建筑，布依族的石板房建筑，侗族的鼓樓、風雨橋建筑，回族的清真寺建筑，仡佬族的拖尾巴建筑，土家族的道巷和耳房建筑，等等。倘能匠心獨運地進行規劃和建設，就會構筑出一部形象迥異的“文化史”和一幅幅絢麗多姿的“民俗畫”，既能折射出豐富的文化信息，又會成為極富魅力的旅游資源。如蘇州，在老城區著意保存和修復了一大塊青瓦白墻的江南式傳統建筑；如麗江，就憑著大研古城的那么一大片納西民居，居然列入了世界文化遺產名錄；還有平遙古城，還有王家大院，還有湘西的鳳凰……
　　我們這座城市的前身曾是古代衛城，歷經明清時期的精心打造，城墻、街巷、廟宇、會館、牌坊、宗祠，以及沿河石板街、臨江吊腳樓群等古建筑蔚為大觀，遂留下“小南京”的美譽。惜乎半個世紀的“改建開發”，已基本上使之夷毀殆盡。
　　我們知道，一個城市的直接印象來自其空間的感受，街道、建筑、交通、綠化等等，都是空間的分割和利用。而我們現在的城市建筑，基本上是清一色的“大路貨”，無特色、無個性可言，誰見了都不滿意。那么，現有的建筑該如何包裝？今后的建筑將規范成何種風格？城市規劃中城市建筑將如何體現地域文化和民族特色？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必須解決的課題。湖南的江華瑤族自治縣，把縣城定位為“神州第一瑤城”，以盤王殿為主體，規劃建設了吊腳樓長廊、盤王城、瑤寨、瑤池、上五堡瑤族民居、瑤族風情表演廳等等瑤味十足的文化建筑群，扶持發展瑤族歌舞藝術團體，扶持發展加工瑤家熟食、土特產、服飾的廠家，等等。盡管還處于初級階段，但這種定位和思路是對頭的。事實上，其規劃和建筑已經涉獵建筑文化、飲食文化、服飾文化、宗教文化、民族藝術、城域文化等諸多領域去了。我們的城市規劃和建設，可否從中得到某些啟發呢？
　　有人建議，趁著修建防洪堤和沿河街改造這個機會，沿河堤修建一溜長達數千米的吊腳樓群，建一條充分體現地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仿古街，重現老衛城已經失去了的一系列古文化建筑和土家風物、風俗、風情、風貌。筆者以為這不失為一個可資考慮的方案。試想想，火車站移址官黎坪，連接陵園路南北的觀音橋成為游客必經的咽喉之地，蔚成規模和氣候的吊腳樓群和仿古街所造成的視覺沖擊，必會成為這座城市的興奮點和品牌。
　　筆者給城市定位的這個主題口號，是一個偏正詞組，之所以要在“山水生態旅游城”前面加上“具有鮮明地域文化和民族特色”這一定語，就是為了抓住個性和特色不放。
　　（四）關于“生態”。
　　城市規劃中必須有城市生態規劃這一章。筆者賦予城市定位中的“生態”一詞，應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是以綠化、園林化為標志的自然生態，讓人一下飛機、火車，就感覺到進入風景區了，與山上的峰林觀光型生態旅游相映生輝，起到強化張家界旅游形象的效果；二是包括社會、經濟、自然三者在內的立體的生態系統，讓市民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都體現出良好的生態環境；讓游客的吃住行游購，無一不體現出“生態”的魅力。
　　四、并非題外的話。
　　（一）城市規劃和定位一旦確定下來……
　　先講兩個事例。其一，意大利威尼斯的圣馬可廣場，被稱之為“歐洲最漂亮的客廳”，它從公元10世紀開始建造，至16世紀才基本建成，時間跨度長達幾個世紀，建造者們一代接一代，終至于創造出了和諧統一的藝術高峰。其二，1956年，向全世界招標選出的悉尼歌劇院方案，正式開始建設，在前后三屆工黨政府的支持下，十年后終于完工，被人稱為世界第八大奇跡，悉尼也因此由一個二流城市一躍進入一流城市的行列。
　　筆者企望借此表達這樣一個意思：一旦把城市規劃和定位確定下來了，關鍵在一以貫之的實施和執行；否則再好的規劃和定位，也是一紙空文，或束之高閣，或走樣，其后果可想而知。
　　（二）單靠規劃部門恐難以做好城市規劃。
　　根據劉加利先生所提出的綜合設計原則，景觀元素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決定了實現理想景觀生態設計的多學科性。以往，我們的城市規劃一般是由建筑及城市規劃部門完成；現在，要實現城市的可持續發展目標，架筑一個協調、多樣、具有鮮明特色的物質環境空間，必須要有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研究城市發展的各類專業人才及社會各部門的廣泛參與和合作。即以對本土文化的涉獵為例，規劃專家們未必有專門研究本土文化的民俗民族專家們了解得透徹。
　　那么，負責編制我市城市規劃的清華大學規劃設計院，在著手修訂之際，是否可以考慮吸收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和有識之士參與呢？
　　（三）城市規劃務必喚起公眾參與。
　　在現代城市規劃思想的演變史上，有四個里程碑式的宣言或憲章，它們是：《雅典憲章》（1933年）、《馬丘比丘憲章》（1977年）、《華沙宣言》(1981年)、《環境與發展宣言》和《21世紀議程》（1992年）。其中，《馬丘比丘憲章》和《華沙宣言》突出強調城市規劃的公眾參與，并提出“市民參與城市發展過程，應當認作是一項基本權利”，要求在規劃的過程中要讓廣大的城市市民，尤其是受到規劃的內容所影響的市民參與規劃的編制和討論，規劃部門要聽取各種意見和盡可能將它們反映在規劃決策之中。通過廣大市民的參與，可以充分反映各方面的需求和權利，并喚起公眾對規劃實施具有的責任感。現在，城市規劃過程中的公眾參與已成為許多國家城市規劃立法和制度的重要內容。
　　因此，我們的城市規劃編制，是否該補上這一課？